视频平台私信提醒的声音响起时，王俊刚回到酒店。看了一眼裤腿上的泥点——那是刚在镇上拍垃圾堆沾上的。他顺手划开手机回复道，“发来看看”。
王俊对这种要求并不意外。他自诩为“志愿者”：根据污染线索赶到现场，拍摄、取证，发视频曝光引起舆论，试图推动有关部门处置。
在网络上，他的行为更像是“猎人”：用现实里的污水、垃圾，勾起互联网上的流量关注。
这20块关系的是流量和涨粉数量。给了这20块，若是传出去了，他的公益人设坐不住，好几万粉丝可是用了几个月积攒下来；要是不给，他担心万一错过了劲爆的线索，那可能是错过了爆款视频的机会。
一条视频如果播放量过十万，且有上万点赞，就能转换为百元以上的收入；粉丝数量超越十万，自然有商家来谈植入，报价往往上千。“不可能一直用热情贴钱，”王俊直言不讳，“至少我不行”。
在不同的视频平台上，慢慢的变多“王俊们”出现在河边、山沟、农田等，监视藏在隐蔽位置的污水、垃圾等，开启以环保为名的流量追逐。
他口中的齐哥，算是高产博主：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曝光一个地方的污染问题。比如过去的11月，他出现在20个城市。
“非常的心痛，这种场景就跟世界末日一样。”在某个视频里，齐哥把镜头转向黄土高坡的山谷。蓝色的油漆桶、白色的尼龙袋、红色的饮料瓶，在黄色的沟壑里特别显眼。
长达6分多钟的视频展示了他走进山沟和农田垃圾的过程。当看到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在耕地上时，他说农民在黄土高坡上种地不容易，“水源少，地也少”，他对镜头感慨，“这是文明与野蛮的结合”。
视频没有复杂剪辑，大量镜头停留在崎岖路况和垃圾特写上。最后，齐哥表示已拨打投诉电话，等待后续。
这种画面极易在网络上获得关注——垃圾出现在农田、溶洞、河流和山沟，会自然激起公众的好奇与愤怒。
后续是当地有关部门介入处置。当地政府发布通报称启动整改，并在全区展开排查，文末写道“诚恳接受并感谢监督”。有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沟里的垃圾“放了好几个月，一直没人管”，视频发布后才被清理。
一个普通人拍下的现场视频，不仅引发舆论关注，还推动政府部门介入，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。王俊希望可以复制这样的模式。不过，他还应该要考虑成本：频繁到多地出差，意味着需要持续的资产金额的投入，钱从何而来？
在齐哥的视频里，偶有出现广告和商业植入。齐哥对此回应是：自己有其他生意，拍视频仅仅是为了推动污染问题解决。
王俊还是决定先试一试。“像他视频中的广告和商业植入，至少能覆盖单次调查的基本成本。”
更重要的是，环保专项检查正在全国开展。11月15日，生态环境部启动第三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，对8个省市开展专项检查。
他认为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个人曝光污染问题有规可循。而背后追逐流量的目的，或更容易被掩盖。
在齐哥的视频里，流量的循环是这样开始的：镜头对准垃圾、黑水，对画面和所在位置加以描述，说清楚垃圾不应该出现在此处的理由。
流量起来了，舆论关注了，部门介入了，后续视频以有关部门跟进处理为主，展示了一个污染问题被解决的全过程。
李果，另一名“环保猎人”，调查是从后台收到的线索开始。他的账号有十几万粉丝，每天能收到五六百条私信，包括各个地方的污染线索。看得多了，他心里已经有一张“问题地图”：县城附近的河道、土方施工区、荒废养殖场，是偷倒和偷排的高发区域。
线索反映的未必是全貌。在出发之前，他得反复核实，比对山形、桥洞和路口，在视频中逐帧寻找地标，倒推拍摄位置。“先把案头工作做足，交叉验证过后，再决定要不要去现场，”他说。
如若顺利进入污染现场，李果和团队会走访附近居民，记录污染地现场的情况。条件允许的话，他会采集污染样本并送检。同时发视频，推进线上曝光，向当地部门反映，必要时考虑公益诉讼。
但是，他有过很多次不太顺利的现场走访经验。比如有人说愿意带路，可在临行前突然反悔；有企业曾试图用钱“私了”；如果钱不起作用，对方的态度就会突然变得强硬，以私闯工作禁区、敲诈勒索等理由报警相挟。
还有出现的情况是，他向政府部门反映后，对方态度温和并称愿意接受监督，但最后提到，“这边要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说，能解决的，就不用再发视频和文章了”。
他甚至被地方政府邀请加入当地组建的专项工作队，但他以利益冲突为由拒绝了，“感觉性质变了”。
齐哥也有类似经历。在他视频里曾公布了一段录音，对方要求他把相关视频删除，并称将解决污染问题，被拒绝后反复质问“你在这个行业没吃过亏吗”，他觉得被威胁后选择报案。
在这些经历之后，李果越来越清楚，他游走在监督、合作与对抗之间，既被流量放大，也被风险包围。
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若未经许可擅自进入公司制作、经营场所，致使其工作、生产等活动异常进行的，构成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生产经营行为，情节较重的将处以拘留。若行为涉及企业曝光，未经核实就直接发布，可能构成侵犯企业名誉权行为。
司法实践中有类似的案例。据《法治日报》，2024年，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人民检察院对打着“环保志愿者”旗号的彭某一伙人提起公诉。
案件中，彭某一伙人通过拍摄小微公司制作经营场景，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，配以负面文字恶意加工，抓住非公有制企业不愿陷入舆论漩涡的心态，迫使企业花钱删帖，把所谓的“环保事业”做成了谋取私利的敲诈勒索，非法获利累计12万余元。
有一次，李果刚拍完一处排污口的化工品污染，准备第二天根据线索去隔壁县看另一条河。半夜十二点，他的手机跳出一张截图：那条河的污染问题已被同行抢发了航拍视频。
“同一条线索，谁先发，谁就有声音”。李果说，这些流量竞争，让他有时候感觉自己更像在跑新闻、抢独家。
越来越多人入局这一个视频赛道，大家怀着各种目的在争抢“更黑、更脏、更臭”的污染源。
有年轻博主曾经向李果请教，“怎么判断污染”。李果带他去看一条支流，对方拍了几分钟后，突然来一句：“要不我们再找一个更黑的？不够冲击力，涨粉慢。”
还有一次，有博主跑到某个村庄拍到了一处水污染，发视频声称井水被污染了，而后引来当地环保部门和媒体关注。但最后查明，那是连续暴雨后冲出的山林腐殖层，颜色深但无害。而当地村民被吓得好几天不敢用井水。
王俊在今年初秋去查看一处溶洞垃圾污染，有人提醒他“最好别一个人来”。到现场才发现，对方带着一个“三人小队”：找线索、拍摄、剪辑分工明确，团队的背后是一家环保设备企业，在全国跑污染现场、顺带推广产品。“专业得像拍纪录片。”他说。
比如他拍过的某处化工厂废料堆，处理成本“几百万起步”，河道污染整治，涉及的资金可能上千万，像这类因为资金问题，污染始终没解决。
但个人自行采集的水样、土壤样本等，不能直接作为行政处罚或公益诉讼中的定案证据。刘凯表示，按现行《环境保护法》，公益诉讼需由合乎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请，个人并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。目前的案例多是由检察机关介入调查，通过检察建议或诉讼推动地方或公司进行整改。
“环保猎人”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，试图把这样一些问题放大。视频曝光后，过去未必能解决的污染能被放在平台上讨论，舆论发酵后迫使这样一些问题被看见、被回应，从而被推进解决。
李果每次做决定之前，都要算一笔账：比如去一趟华北，机票来回人均2000元；住上三四天，住宿费至少要1000元；加上租车、油费、装备损耗，一次调查的基本成本就是四千元。
按照他的经验，曝光一个污染问题后，在流量可观的情况下，网友累计打赏约三四千元，基本能覆盖他的出差成本。
如果污染不够显眼、污染源所在的地方不够有争议性或者话题度，他不会为此出差，因为这不足以换来关注和流量。因没有流量，意味着没有钱。
李果的经验是，视频没有流量是常态，即便是投入了几千甚至上万成本。拍了十条污染视频，能引起关注并推动有关部门后续处理的，大概只有一半。
在公益和流量的选项之间，李果逐渐倾向了后者。他的粉丝同样催着他更新，“哥，再拍点狠的”。
一个真实的案例是，有乡民向同行提供线索，称附近的煤矿连夜倾倒废渣，把农田地给毁了。这个同行连夜赶到村里，乡民带着他去看地，走到半路说希望拍得“严重一点”，越严重越好，这样村子才能争取到更多赔偿。
同行对李果说，第一次有“被人当工具”的感觉：“我是来查污染的，不是来当谈判筹码的。”
李果听完之后沉默了。他意识到，当曝光变成一门需要算计的生意，公益与生意的边界已经模糊了。
